为了提高本国生育率，韩国政府最近颁布了一项鼓励生育的措施：从2022年起，政府对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发放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的补助，同时还推出了“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以此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生育率低是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98，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婴儿潮到现在的婴儿荒，韩国是如何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的呢？
“少子老龄化”一直是我们对日本的印象，但和韩国相比，日本“高达”1.4的生育率几乎是东亚之光。2019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延续了之前的下降趋势，仅为0.92，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意味着很多育龄女性都选择了不生小孩。
一般来说，为保持人口长期稳定，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的更替水平。这也意味着韩国正走在一条“人口崩溃”的路上，如果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情况没有大幅度改变的话，5100万人口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一。
和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也在战争结束以后迎来过一次长达十年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曾高达6.0。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家庭计划”政策，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由60年代的6.0降到了2.8，到1983年就已经达到了政府预期的1988年人口更替下降目标。从90年代开始，韩国生育率跌破2，政府开始通过新政策来鼓励生育，然而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展开剩余84%低生育率已经成为韩国政府现在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那么韩国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娃呢？
韩国健康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赵成镐将这一现象与两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单身人口越来越多以及更多的已婚夫妇选择丁克。有数据显示，在2018年，绝大部分20-44岁的韩国人保持未婚状态，而他们中仅有26%的男性和32%的女性处在恋爱关系之中。更糟糕的是，单身人群中有51%的男性和64%的女性都没有恋爱意愿，自愿保持单身状态。
《朝鲜日报》称，就业、房子和教育是韩国年轻人的三大压力来源，也是让他们远离约会、婚姻与生育的“幕后推手”。据CNN报道，在2018年，韩国20-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0.7%，这也意味着，在就业市场上挣扎的他们既没有时间、金钱，也没有精力来处理一段感情。就算是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韩国年轻人也更倾向于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学习新技能、考取职业证书等事情上，以提高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
越来越高的约会成本也是阻止韩国年轻人谈恋爱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研究公司Embrain的一项调查中，有81%的受访者表示高昂的约会费用是导致情侣关系紧张的根源。有一半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即使遇到喜欢的人，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也不会选择开始约会。
另一方面，作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韩国大量人口都聚集在首尔、釜山这样的大城市。这也导致大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大量的家庭都居住在并不宽敞的公寓楼里。
有机构在研究各国生育率时发现，和住在联排别墅、独栋住房里的家庭相比，住在公寓楼里的家庭生育意愿会大大下降。这一结论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已经在西欧多个国家的数据中得到了印证。
图片来源：学经济家
韩国同样符合这一规律，在1990年，仅有23%的韩国家庭住在公寓楼里，到了2005年这一数据就变成了53%，而两个时段相对应的生育率分别是1.57和1.08。这一现象也并不难理解，中国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周承辉解释道：“如果只有一两个房间，你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你住的是大宅子，外面有草地，房间空了一排，生育意愿很容易就上来了。”
当然，以上结论更多的还是推测与规律总结，真正扼住了韩国年轻人婚恋命门的是不断高涨的房价。今年5月，首尔公寓的平均售价从2017年5月的8.4亿韩元跃升至12.9亿韩元，涨幅高达53%，为近30年来最高。
在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被求职、买房困住的时候，生孩子也就成为了一种奢望。
如果说巨大的生存压力与高昂的育儿费用是每一个少子老龄化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么严重的女性就业歧视和男女对立则是造成韩国超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显示，尽管韩国女性受教育程度很高，但韩国在发达国家中仍然拥有最少的“职业女性”数量。在韩国高压又盛行加班的职场气氛中，怀孕对于女员工而言，往往意味着辞职。这一现象在首尔尤其严重，因为每月雇佣保姆的费用抵得上一个工薪族的工资。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韩国男性与女性的薪酬差距在149个国家中是最大的，女性也因此成为了被默认需要做出牺牲的人。
在韩国保健福祉部的一项调查中，超过40%的女性表示自己曾因为怀孕、生产或者育儿辞职，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0.4%。韩国甚至还为这样的女性造出了一个词--工断女--在15—54岁的已婚女性中，以结婚、怀孕、生育、育儿、子女教育等为由辞职而工作履历断层的女性。而等到孩子长大以后，这些被迫离开职场的女性也因为过长的空白期等问题，很难再回到以前的岗位工作，大多只能做一些派遣性质的非正式工作。
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并非近年来的新现象，从19世纪末开始，韩国知识分子就主张女性应该以“贤妻良母”的身份成为韩国的一份子。在进入日据时期以后，“贤妻良母”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的共谋进一步使得女性地位下降，女性很少有机会主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随着韩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愿意成为家庭的附庸，转而把追求职业成功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据CNN报道，很多韩国年轻女孩在求职过程中都会被问到“何时结婚、何时生小孩”的问题，这也使得很多女性为了在职场谋得更好的发展，直接选择不生育、不结婚，甚至连恋爱都不谈。
另一方面，韩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对立”情况。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描绘了一个韩国普通女性在生活中会遇到的无形压迫和人生困境，然而上映后却收获的评价却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在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上，男性网友给出的平均分是2.84分，女性网友给出的平均分高达9.5分。
愤怒的韩国男性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在女主角郑裕美身上，很多网友去她的社交媒体下留言称“这部电影将成为她演员生涯的终点”，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仅仅因为读过这本书就遭到男性粉丝的抵制。还有网友模仿《82年生的金智英》的形式，写了一本《90年生的金志勋》。书中描绘了一个1990年出生的男性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聚餐时需要为女性挡酒、约会需要支付高额账单、结婚时要负担婚礼和婚房的费用、必要服兵役等等。
更糟糕的是，“Me too”运动兴起以后，金智英和金志勋们也并没有在这场反抗达成和解，反而让韩国社会的“厌女”文化愈演愈烈。男性认为自己是这场运动里的受害者，很多年轻男性聚集在极右网络论坛“日佳”上，大肆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另一面，女性则不断用行动表达不满，进一步对婚恋、生育产生消极的态度。
性别撕裂带来的另一问题是频繁发生的性暴力案件，从2008年到2017年，韩国国家警察局收到的相关案件报告从16000起上升到了32000起，而最为严重的就是伴侣之间的暴力冲突，仅仅在2018年，就有19000起相关案件发生。对于家庭暴力的恐惧，也进一步降低了韩国女性的结婚、生育意愿。
这并非是韩国第一次通过发钱来提高大家的生育意愿，从2006年开始，韩国政府陆续颁布了100多项生育奖励措施。当前韩国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直接获得的经济补助约为22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但显而易见的是，经济补助对于韩国的生育率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在《江原日报》关于生育补贴政策的报道下，很多网友都对政府的一系列补贴持悲观态度。一方面，网友们认为政府的补贴仅仅只是提供了生育假期间相同的月薪，但这些钱远远不能支付生育带来的其他损失以及养育孩子需要的高额费用。另一方面，尽管此次韩国政府推出了男性育儿假，但很多网友认为除了公职单位外，没有多少公司能为男性提供三个月的育儿假期；就算是男性也休假，女性也仍然要负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事实上，韩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发钱并不能成为解决根本问题，唯有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才能真正提高大家的生育意愿。首尔国立大学的李凤珠教授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就提到：“仅仅关注育儿补贴在将来不会有效，改善家庭和职场的性别歧视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这需要时间。”
首先做出改变的是教育领域，韩国很多大学都在近年开设了“性别与文化”相关的课程，向学生介绍约会、爱情、性爱的多方面知识。
在首尔世宗大学开设这门课程的裴贞元教授在接受CNN采访时提到：“与学校的性教育相比，（韩国）学生更多地通过色情影片来了解性，因此他们学到的性往往是暴力的，女性只是他们的性对象。”为了纠正这种误解，裴贞元在上课时会向学生普及什么是性欲、如何达到高潮以及性别政治相关的知识。
“（我们的）目标是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通过尊重他人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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